汪兆铭（1883年5月4日—1944年11月10日），字季新，笔名精卫，因此历史上多以“汪精卫”称呼。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，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。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，驻上海创办《建设》杂志。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，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、广东政府顾问，次年任总参议。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，沦为汉奸。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“骨髓肿”病死。其夫人为陈璧君。1945年8月16日，汪精卫政权宣布解散。
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，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。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。一度主编《民报》。
1905年～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，发表一系列文章，宣传革命主张，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。
1910年3月，谋杀清摄政王载沣，事泄被捕，被判处终身监禁。
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，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。与杨度组织“国事共济会”，呼吁停战议和。12月，充当南方议和参赞，参与南北和谈，主张孙中山让权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。
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。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，驻上海创办《建设》杂志。
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，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、广东政府顾问，次年任总参议。
1922年～1923年，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，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。
1924年1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。
1925年3月孙病危，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。孙中山病逝后，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，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，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，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1928年11月，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，汪精卫被举为首领。
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共同反蒋。失败后，潜逃香港。
1931年，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，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。蒋介石、汪精卫再次合作。
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。1936年西安事变后，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。蒋介石回南京后，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。
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，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、国民党副总裁、国民参政会议长，党、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。1938年12月潜逃越南，发表“艳电”，公开投降日本。
1939年5月，汪精卫等赴日，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。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，宣布“反共睦邻”的基本政策。12月，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《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》，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，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。
1940年3月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，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。
1944年11月，在日本名古屋去世。
折叠少年岁月
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，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。薪俸不高，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，生活清苦。汪精卫十三、四岁，父母相继见背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，“衣食之费，都仰给于长兄”。幼年失恃，本是很忧伤的事，而“长兄为父，嫂为母”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。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。
“我的母亲提起来，真伤心。我觉得她的一生，只是沉浸在‘忧劳’两个字里。家计的艰难，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，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”。（注：见《汪精卫自述》，转引自闻少华《汪精卫传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）
1922年，汪请温幼菊画了《秋庭晨课图》，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：
“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。其时兆铭九岁，平旦必习字于中庭，母必临视之，日以为常……父以家贫，虽老犹为客于陆丰……有时见母寂，坐有泪痕，心虽戚然不宁，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。母鸡鸣起，上侍老父，下抚诸弱小，操持家事，米盐琐屑，罔不综核，往往宵分不寐……时见母微叹有声，搜箧得衣，质钱市果馔；及亲友至，则亟语款洽，似无所忧……劬劳太甚，不获终其天年，悲夫！”
汪精卫通“四书五经”，得中秀才，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，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。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，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。
一般地说，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；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，不那么亲密无间，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。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，是个道学先生，“望弟成龙”的思想很浓厚，对弟弟的管教极严，不稍假词色，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。（注：见黄美真等《汪伪十汉奸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，第3页。）
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，欢乐的气氛极少。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，而是年长月远，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。如此，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、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。
折叠文化氛围
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，却是书香门弟。祖父汪漫亭是举人，当过遂昌训导；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；其长兄兆镛中举人，当过乐昌师爷。这样的家庭，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。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，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，“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”。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。
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；同科还有二兄兆@①和一个侄儿，名列二、三名。一家两代三秀才，可谓“玉峰双秀，珠树三花”。（注：见闻少华《汪精卫传》，第5页。）追求功名，且有所得，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，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。儒家思想中既有“仁、智、勇”，如子路的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的坚强的因素；也有“温良恭俭让”、“宽”、“恕”等因素。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，汪更多地接受“恭”、“恕”等思想的影响。
折叠教馆经历
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。
中秀才之后，二兄病死，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，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“子曰先生”。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，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，循规蹈矩；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。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，真是“课少父母嫌懒惰，功多弟子结冤仇”，这样的生活，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。
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、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。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，自幼聪明颖悟，五岁入私塾，八岁“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”，“一生国学根基，得庭训之益为多”，学习应制文字，先生谓“其文气磅礴纵横，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”（注：见闻少华《汪精卫传》，第5页。），一开始就功名利达，中了秀才，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，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，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。可是，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。
折叠谋刺载沣
同盟会成立后，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，革命遭受重重困难。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、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。
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，面对困难，指挥若定。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，孙中山做出决定，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，改为厚蓄实力。（注：见王俯民《孙中山详传》，广播电视出版社版，第470页。）对陶、章则揭穿其谬误。
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，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，在革命困难时，易走向极端，企图通过暗杀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，回击对同盟会革命之心怀疑，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。
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，本当按律判处死刑，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。武昌起义后，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，汪也获释。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：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做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。但因晚节不保，已无人记诵。
汪精卫死里逃生，幸获自由，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。
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，绝处逢生，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，害怕得而复失，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，一想到被捕，就出现“莫向燕台回首望，荆榛零落市寒烟”的心境。
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。他曾说：救我命的是肃亲王，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，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。（注：转引自闻少华《汪精卫传》，第26页。）
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，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。
于是，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，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，诗中出现了“豆萁何苦更相煎”的语句，产生了妥协心理。
1911年11月，汪精卫与杨度组织“国事共进会”，不再跟清廷斗争，转向调和；接着组织“进德会”，自命清高，不讲政治。1912年8月即赴法，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。“二次革命”期间，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，向袁委曲求全，放弃革命职责。“二次革命”过后，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，进入他自己所谓的“小休时期”，几度浮游欧美，“从事文学工作，一时诗作译作极多”，多是害怕矛盾、回避斗争、放情山水的诗作。
国内政治风云变幻，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，汪在法国未曾与闻，晃若隔世。其消极消沉，由此可见。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，汪才回国归队，旋又赴法；1920年10月奉孙召，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，才打破消极局面，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。
总之，谋刺事件后，汪的懦弱自卑、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，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。